《君主论》（意大利语：Il Principe，翻译为《君主论》或《君王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家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论著，1532年印刷出版，对后世影响很大，贬义词“马基雅维利主义”正由此书衍生出来，而且也使“政治”和“政客”也含有了贬义。
马基雅维利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坚决倡导者。他认为，由于教皇和教会的存在、各城邦国家的彼此嫉妒和相互蔑视，使意大利丧失了中世纪时期在商业和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因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倍受西班牙、法国、德国的蹂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急切需要趋向稳定统一秩序的政治变革。马基雅维利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结束意大利的分立状态。在本书中，马基雅维利提出一个君主如果希望巩固自己的权力，就不要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应该不择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第80页）
    对于一个君主来说，不仅不必具备各种美德，而且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在慷慨与吝啬方面，“明智之士宁愿承受吝啬之名，因为它虽然带来丑名但是不引起憎慨，追求慷慨之誉，则必然招致贪婪之名，而贪婪之名则使丑名与憎慨俱来。”（第78页）
    “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看见只有那些曾经被称为吝啬的人们才做出了伟大的事业，至于别的人全都失败了。”（第77页）
    在残酷和仁慈方面，君主对于残酷这个恶名不必介意，所应重视的倒是不要滥用仁慈，因为仁慈会带来灭顶之灾， “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第80页）
    但君主要掌握好使用残暴手段的限度和范围，即损害行为要一下子干完，对臣民的财产和他们的妻女不要染指。在守信和失信方面，君主应当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第83-84页）
    当遵守信义对自己不利或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不复存在时，一位英明的君主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但君主又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要显得具备一切优良品质。“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第86页）
    在书中，马基雅维利还提出君主必须学会避免那些可能使自己受到憎恨或轻视的事情。君主必须像提防暗礁一样提防被人认为变幻无常、轻率浅薄、软弱怯懦、优柔寡断，他应该努力在行动中表现伟大、英勇、严肃庄重、坚忍不拔，使人们对自己抱有“谁都不要指望欺骗他或者瞒过他”的见解，这样才能对抗一切阴谋，坐稳江山。（第87—88页）
    同时，君主为避免自己因袒护人民而受到贵族非难、因袒护贵族面受到人民的非议，就应设立作为第三者的裁判机关（议会），而用不着国王担负责任。“对于国王和王国来说，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制度更好、更审慎，再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安全的了。”（第91页）
    君主务必把担带责任的事情委诸他人办理，而把布惠施恩的事情由自己掌管。一位君主必须依靠他的行动去赢得伟大人物与才智非凡的声誉。当一位君主公开表示自己毫无保留地赞助某一方或反对另一方，他也会受到尊重，采取这种态度明确的办法总是比保持中立更有用处。（第 107页）

另外，一位君主必须表明自己是一个珍爱才能的人，起用有才艺的人们，对于各个行业中杰出的人物授予荣誉，激励公民在职业上能安心地从事其职务，给人民以欢乐。君主对待臣下一方面要使他感恩戴德、分享荣誉、分担职责，另一方面要避开诌媚者。总之，君主不应相信命运，要使自己的做法符合时代的特性，完成“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的伟业。

解读
主流的观点认为《君主论》的政治理论邪恶而令人震惊。即使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仍然是过分而不可接受的。因此产生了“马基雅维利主义”一词，特地描绘“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以及“表面仁厚实则残忍的虚伪政治”等等特质。

但是，也有人认为“为达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的观点是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误读，因为马基雅维利也指出了邪恶手段的一些限制，首先，他指出只有维持稳定和繁荣才是国家可以追求的正当目标，个人为了其利益而不择手段则不是正当的目标，而且也不能正当化邪恶的手段。再者，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完全否定道德的存在，也并非鼓吹完全的自私或堕落。英国政治哲学家斯金纳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中指出过：“对于马基雅维利就像对于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美德这个概念被用来指一种不可或缺的品质，这种品质能使统治者使令人的厌恶命运的打击和箭头转向并从而立志取得荣誉、荣耀和名声。”（第194页）在“意大利的君主为什么丧失了他们的国家”一章中，马基雅维利认为新君主巩固新政权首先需要意识到的既是：“使用那些建立在你自己的行动和美德之上的方法才是“唯一正确和持久的方法。”（第129页）。此外马基雅维利明白澄清了他的定义，以及采取残忍手段的前提（必须要快速、有效、而且短期）。
解读为讽刺
有学者认为该书的目的是对君主专制的讽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到该书是为了向读者展示自由共和国相对君主专制的优点。安东尼奥·葛兰西认为该书不是写给统治阶级看的，而是写给老百姓看的。因为统治阶级本来就会接受这种教育，不需要这本书。